朱自清先生说：“惊心怵目的生活里固然有诗，平淡的日常生活里也有诗。”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当下的诗人来说，似乎是再朴素不过的事实和真理。因为，大部分人（包括诗人）不大可能有惊心怵目的生活，因而不大可能创作出基于那种生活的诗作。大部分人（包括诗人）过的是平淡的日常生活，如果要写诗，基本上是基于这种生活来创作了。但大部分人并没有因此就成为诗人，这是因为生活本身并不就是诗，仅有生活还不能成为诗人。把惊心怵目的生活写成诗，可以借助这种生活本身的惊心怵目，造成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让读者感到震撼，或者满足其好奇心。但把平淡的日常生活里写成诗，就得不到这种便宜，所以写诗如果取材于日常生活，对诗人来说更具有挑战性。著名诗人王家新在回答日本汉学家普美子关于诗歌的“日常性”提问时说：“事实是，对任何一个诗人而言，缺乏的都不是什么生活，而是把生活转化为诗歌的能力。”这话尤其适用于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诗歌创作。王瑛女士就是这样一位能把日常生活转化为诗歌的优秀诗人。
王瑛在繁忙的教学、科研、家务之余，还创作了不少诗歌，正式出版的诗集就有两部：2016年她就出版了诗集《昨夜，誓言一样的青铜器》，2024年又出版了新的诗集《山有木兮》，此外，还主编过诗集《春风破——岭南十女诗人诗选》，可见她对诗歌的热情，对生活的热情。
对于很多人来说，把日常生活转化为诗歌颇有难度，这是因为他们对生活中的诗意无感。日常生活因其平淡无奇、熟视无睹，磨钝甚至抹杀了很多人对生活的感受能力，就算人们曾经感到一点点美也是稍纵即逝，就算人们收获过一些小感动也因为不够强烈而加以忽视，但是诗人有一颗敏锐的心，能捕捉到生活中那些看上去很平淡但蕴含着美感和感人力量的诗意。正是这颗诗心把诗人和普通人区别开来。王瑛就是这样一位不同于普通人的诗人。
作为一位女诗人，她似乎更关心风花雪月、花花草草之类的题材，更重视抒情，这些都是女性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等在田埂上的母亲》《父亲，昨夜月儿特别圆》《一九八九年的高考》《听说今日大雪》《青年站在树下吃枣》《杨柳枝儿斜着叶片一点点摇》《星期天》《红色连衣裙》《婚姻》《粮食》《花粉过敏的女人》《暴脾气女人》《好心肠女人》，诗集中的这些诗歌题目，涉及的也都是普通人再熟悉不过的平常生活。这些诗当然不是日常生活的简单描述，而是去掉杂质，经过了一番提纯、强化，但前提是作者要对这些日常生活有感觉，才可能有提纯、强化等环节。这些诗被创作出来，可以像作者那样视其为对生活的和解，也可以被读者视为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发现。有了这种发现，读者们可能真的要感慨于诗不在远方，而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心间。
诗歌是语言艺术中对语言要求最高的艺术形式，因而在一般人那里，诗歌语言高妙难测，离生活语言距离最远，似乎不用奇特的语言就不能写出好诗，但在我看来，“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设想奇特，固然是好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用最平实的语言写出浓浓的思乡之情，也是好诗，而且更为难得。把日常生活转化为诗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采用口语，因为口语最能体现日常生活的本色。诚然，把日常生活转化为诗歌，固然需要捕捉诗意，但也要坚持日常的本色，否则就失去了诗意的现场感，没有这种现场感，诗意也很难显示出来。但口语就像日常生活一样，天然地和诗歌有着距离。如何用口语来写诗歌，既有诗意，又有现场感，就成为诗人的一大挑战。优秀的诗人总能将口语转化成富有诗意的语言，同时保持生活的原味。王瑛一再说：“我写诗，以日常生活的方式，我以为日常就是诗。”（《昨夜，誓言一样的青铜器》后记）“我愿意用最寻常的语言，谈论我遇到的人，我经历的事，摇荡过灵魂的情感。”（《山有木兮》后记）“总有些事会让人无能为力/就像母亲终于不能耕耘土地/她说只要空气潮湿膝盖就疼/她说打雷下雨的时候/父亲在那边会不会孤单/她说十年了/星星落在池塘里/夜的黑怎么也点不亮。”（《母亲记忆里的色彩·黑》）“天那么高/云那么白/森林里风那么轻/烛火轻摇/天上的母亲/你闻到花香了吗？”（《少年探母》）这都是再朴实不过的日常语言，但也是诗的语言。《我总是想要樱花盛开》：“想起来的时候樱花已经谢了/林子里有画眉婉转在唱/我不想说我心里有一点点悲伤/我没有看见花瓣儿飘零/也没有看见草木生长/白鹤如此优雅地飞翔/我不知其所往。”读起来如同口语般流利自然，几乎让我们忘记了这首诗很讲究用韵，跟日常口语颇有距离，但即使用韵，诗的节奏感因此被强化，但这种节奏感仍然接近日常语言，因此它既是生活化的语言，也是优美的诗语。作者偶尔也会用一些古典语言，但都与日常语言融合无间，一点都不显得突兀生硬，如《夜晚的语言》：“说不得美目盼兮/巧笑玲珑/高枝粉白紫红最无情/许我草长莺飞/又予我早落春红。”《清明》：“祖母向炉取火/一盅新醅新茶/她有多少心事/一蓬蔷薇花。”虽然不少词句来自古典诗词，但因其长期出现在现代语言环境中，因此与口语结合在一起，没有违和感，而且具有美感。
毫无疑问，口语并非天然就是诗，生活化的语言并非都是诗的语言，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包括语言的形象性、抒情性、音乐性（节奏感）等，最为关键的则是语言的暗示性。著名诗人穆木天曾经谈到：“诗的世界固在平常的生活中，但在平常生活的深处。诗是要暗示出人的内生命的深秘。诗是要暗示的，诗是最忌说明的。说明是散文的世界里的东西。诗的背后要有大的哲学，但诗不能说明哲学。”也就是说，诗的语言是暗示性的，而不是说明性的，这是诗和散文的区别，也是诗的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区别。王瑛说：“我相信诗是有神性的/它习惯暗示和象征。”（《读诗有感》）显然，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的诗歌语言做到了虽然明朗简洁，但仍然是含蓄蕴藉的，是单纯与丰富的统一。这在她的抒情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你突然就看见风了/她走路的姿势很是袅娜/你泪流满面”（《记忆中的一片丛林》）、“我们曾经擦肩而过/曾经在某个时刻互相凝望过/可是直到今天/直到这个雨水充足的春天/它才姗姗而来/原来我如此幸福”（《角落》）。虽然说到了“泪流满面”，说到了“幸福”，但究竟与风、与春天有何关系，仍然是不明说的，这就给读者留下了琢磨的空间，也给诗歌留下了诸多的余味。“这个夜晚和千百个夜晚一样平常/孩子们都睡了/秋虫开始躲在叶子下呢哝/我们不说话/也不互相凝望。”（《夜话》）说是“平常”，但分明不平常，至于为何，作者却不说出，引发读者遐思。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