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生活简单俭朴，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不输城里人，洞房花烛、金榜题名同样被奉为人生大喜，遇上都得操办一番。

　　不过，在我上大学之前，乡亲们普遍不知大学为何物；我上大学后十八年里村里也再没其它动静。惟有百里外一位清朝状元林召棠被津津乐道了几十年。于是就只剩下洞房花烛了，其热闹远非入伙、满月或寿诞所能比。

　　吃饭从来都是核心问题。是否喜事必须而且只能由是否请客吃了饭来定性。我考上大学，但通知书到手的第二天一早就悄悄走了，没宴请任何人，这就不能算是喜事，尽管这事现在看来还算重要。

　　好事与喜事是两个概念。好事是从事件本身的性质来定义的，而喜事强调的是旁人的感受。没让大家爽，你就喜不起来。

　　所以就算遇到了开心大事，如果没办，到头来还是算不上喜事。喜事是办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工作成绩，得办，得归纳整理总结提炼，必要时还得修饰包装，形成光鲜的文字报告。

　　而所谓办喜事，归根到底就是组织相关人员啜一顿。

　　老家习俗男人逢一寿宴，说的是已婚男士在31、51、61、71……等等岁数的生日得大宴亲朋祝福贺寿，俗称“做一”。至于41岁何故不办，我曾经问过多位见多识广的长辈但并无答案。大人们说不清楚，就会反过来把我臭骂一通，可见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乡下也懂。

　　手头拮据，父亲始终以自己是农历闰月出生当年并无真正生日为由拒办寿宴。受此熏陶，我也不大愿意过生日。只是我生日在乡下刚好是个节日，亲人们都记住。没办法，六十大寿时我只好躲到医院去，顺便剖腹做了个手术。

　　婚宴是最热闹的喜事，孩子们最喜闻乐见，因为可以看新郎或新娘。

　　嫁女宴婚期前一天在娘家举行。未婚夫家来三人：姑爷、大叔和酒肉佬。翻译成城里人的话就是新郎、伴郎和挑夫。

　　酒肉佬挑来酒肉，不上主桌。大叔领着姑爷跨过客厅门槛顺时针绕饭桌270度后在靠房间门口的位置坐下。这里“领”“跨”“绕”“坐”是四个关键环节，若出差错，轻者遭嘲笑重者挨责备。

　　我之所以对此如此了解，是因为我自小对结婚无比向往，曾无数次把相关程序默默彩排得烂熟，可惜后来并未用上。

　　与嫁女宴的严肃甚至有点悲伤相比，男家的婚宴就欢天喜地多了。为了办好盛事，请帖必须早早发出，婚礼举办前，主人家还得循例做若干次口头邀请，口头邀请绝不可说“来我家吃饭”而只能表达为“来我家坐坐”。受邀者很难接受被认为为一顿饭而来，这样有失尊严，尽管事实上是。

　　女士们的宴席会优先进行，说明我们乡下跟西方文明早就接了轨。当然还包括孩子们。待按国际惯例把妇女儿童打发之后，大老爷儿们才登场。我是独子，父亲又常义务代主人家写请帖，偶尔也会破格获得出席第二轮宴席的机会。

　　第二轮的菜肴当然比第一轮丰盛得多，客人吃得也来劲，包括我。我不止一次目睹叔伯们吃吐，只因为肚子太空吃得太急。不愿被认为为饭而来的乡亲们，不少人是一早就空腹的，就如准备做抽血体检。厨师们也完全了解客人的诉求，第一道菜一般会是炒米粉而且份量管够俗称“起粉”，第一时间把客人塞个半饱，战略上也顺便省下后续的鸡鸭鱼肉。厨师团队水平的高低不但体现在出品的质量上，还体现在上菜的次序安排上。优秀的上菜次序，会把环保理念、营养学原则以及经济学原理应用得淋漓尽致。

　　爷儿们吃喝完毕会回家歇一歇后再陆续返回，接受新娘子敬茶。这是重头戏。

　　这个环节所有人都是站着或蹲着的， 除了收集和登记红包两人。在新床上端坐了一天同时让人瞻仰了一天的新娘子，这个时候才有机会出现在客厅，逐一为叔叔伯伯大爷大哥捧上热茶同时收下对方的红包并交给红包收集责任人。

　　待红包收集完成，茶也象征性品完，拆数和登记宣布红包工作才在万众期待中隆重进行，这是婚礼的高潮。

　　这像足球决赛决胜点球。不同的是觊觎冠军的并不止两位。感觉自己可能装的钱最多有望夺冠的几位爷总会在煤油灯光可以清楚照得着的地方站着，而那些深知自己技不如人但又对谁会夺冠充满好奇的人则象我们的国足那样蹲在很远的角落里竖起耳朵。我等小孩则只管看热闹，心情最为轻松舒畅。没有荣誉寄托的围观快乐，童年时代的我已经领略到……

　　去冬今春，无所事事的我回乡参加了几场喜宴：情形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系列旧程序被新规范覆盖。金榜题名已多如牛毛，红包已基本不再出现，菜品质量明显提升，客人也矜持多了；宴席剩菜产权归属则作了革命性调整，以致许多客人兜里都生态文明地备了塑料袋。

　　不过，喜事的核心是宴席、宴席的目的是吃、吃的关键是让客人特别是重点客人满意等没有改变，目测也将长期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