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罢孔志勇的《红月亮悬挂在谁家屋顶上》，我在唏嘘之余，不禁对一个不被“看见”的孩子感到惋惜，也对一个道貌岸然的父亲止不住厌弃。以至于，我会不自觉地想起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先生从彼时的伦常与家庭问题阐释父子关系，进而谈及伦理观念变革的必要性。他提到：“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但在时代洪流的推进中，“子”变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便成了一个宏观的命题。他同时坦白的是，父亲自己便“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先生的此思此想此愿，放于今天仍然适用。

　　从“中国故事”的视角上看，孔志勇的《红月亮悬挂在谁家屋顶上》是站在了一个新的时间点上重新审视“父亲”。当今的中国社会整体上处于急剧变革与高速发展的新历史时期，而孔志勇的这种审视与当年鲁迅先生的深思与忧虑不无一致，即洞见到“旧理想的父子关系，早已崩溃。”而势必要在一种悲剧的警醒中凿开黑屋中的一扇窗子，才得以见到世界的灵光。

　　不同的是，先生用杂文结体成匕首掘开时代深处之痛。孔志勇则试图用一种似于符号矩阵的叙事方式，构建他对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考。从父与子、夫与妻、法官与当事人、男人与情人、师与生、男生与女生、年轻人与老年人……诸多人物的二元关系中构建故事向前发展的路径。在“权力矩阵”“家庭矩阵”“爱情矩阵”等多重符号矩阵中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呈现了人物间或对立或矛盾的二元关系。

　　从叙述结构上看《红月亮悬挂在谁家屋顶上》，它能以上述的多重人物二元关系构建的矩阵，促使读者获得一种别样的解读视角。我们能在每一对二元对立关系中切分出一个现实的横断面，再将这些横断面穿插组合而成一个完整的语义场。这种语义场无疑充满了召唤价值。这或许也是文学为什么一直作为人文精神的表征，通过现实的反映和反思，不断为现实确立着新的意义。孔志勇在一个成长中的男孩、一个“双面人”父亲身上投射了一种文学在场性的意义生成。这种意义生成扎根于生活的多重维度里，真实可感又残忍冷酷。男孩夏垂钰是人人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他敬畏做法官的父亲，在平和的性格中藏着孤独与叛逆，为全局的悲剧埋着一条爆发的引线。这样的文本是对世俗生活的肯定、对个体生命在主体生成中构建的关注、更是对现实的照见与反思。

　　所以，《红月亮悬挂在谁家屋顶上》的第7部分作为凸显时空感的补白，将现实一浪高过一浪的残忍的浪涛平缓下来。它使得夏铁坚、夏垂钰这对父子有了自由对话的空间，使得读者在开篇就扑面而来的父权压抑中，开解出了一种可信的现实感与可触感。这或许也就是哲学与文学在形式表达上的不同之处。孔志勇尽管在文中多次用了哲学的归结之语去推进情节，像“看不到深渊，深渊就不可能凝视到你”“人类是地球上最不讲法则的动物，每个人又都以为自己可以是法官。”之类。但小说始终是以鲜明的个人主义倾向和个人经验为出发点，去讲述世界的上人与事。如此看来，孙志勇承继的或是中国文学反思“现实”的话语传统。他以他的《红月亮悬挂在谁家屋顶上》，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文学潜藏着的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