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几年，我在监狱当管教。管教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检查犯人往来的书信——在微信等即时沟通工具横行的时代，书信是犯人沟通外面世界除了拨打亲情电话之外的唯一途径。

　　他往来的书信算是比较多的，一个月有时三两封，有时四五封，基本上都是他写给他的妻儿的。每一封信，他都写得很认真，笔迹工整，信纸叠得方方正正。

　　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信写得不长，有时寥寥三言两语，有时写些改造心得。他的妻子很少回信，只给他寄过两张他儿子的照片，还有一张他儿子的涂鸦。他解释说，他妻子识的字少，话说得都不成句。我就劝说他，那你也用不着这么勤地给她写信，一两个月写一封就足够啦。他羞赧地笑了，说如果不写，心里就难受。我大抵是理解的，那是他对他妻儿的思念和寄托，只能通过书信来送达。

　　有一次，我在他的信末看到了这么一句话：儿子，我欠你一个吻。事实上，在夜晚值班查房时，我多次看到他双手捧着儿子的照片在痴痴地看，偶尔会亲吻一下照片里的儿子。他出事那时，妻子怀孕刚满五个月。而现在，他的儿子已经三岁多，读幼儿园了。他还没有见过他的儿子。他甚至不知道他儿子叫什么名字。

　　他妻子的回信，除了两张他儿子的照片和一张他儿子的涂鸦，信里一个字也没有。他和我说，他给他儿子取了名字叫黄正，正路的正。他希望儿子将来走正路，做一个正派的人。

　　铁窗内，他是流水线上的车工。他改造很积极，每月都会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每月都会得到监狱的嘉奖，还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在车工的岗位上，他练就了一身好本领，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业务骨干。

　　那天很意外，他居然接到了会见通知。入狱四年，从没有过会见的他，竟激动得手忙脚乱起来。

　　在前往会见室的路上，他步伐急驰地走在我的前边，却又不时回头问我，会是谁呢？会是谁来会见呢？

　　我数次宽慰他，让他保持心境平静，大抵会是他的家人，他的父母，或者他的妻儿。

　　果然，正是他的妻儿。那个与他从未谋面的儿子，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场所，隔着厚重的玻璃墙与他见面了。

　　还没开口，他就哽咽了。除了拼命地向妻儿道歉，不停地说对不起，他竟然找不到任何一句要和妻子说的话。啜泣了好大一会儿，他的情绪才渐渐稳定下来。

　　透过话筒，他的妻子告诉他，他写的信都收到了，儿子很懂事，但总是不停地问起他去了哪里。她总是这样回答儿子，说爸爸犯了错，正在反省，等爸爸纠正了错误，就可以回家了。妻子又给他解释了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来看他，路途太遥远，2000多公里路程，要倒腾好几次车，来回车费要一千好几，家里经济也不怎么宽裕，而她又晕车，经不住折腾，再说了，儿子还小，家里还有两个老人要照顾……

　　他嚎啕大哭，双膝重重地跪倒在地……

　　半个小时的会见，很快就到了尾声。他握紧话筒，小心翼翼地和妻子说，想亲亲儿子。

　　妻子疑惑地问他，怎么亲？

　　他指了指那堵远远地把他们阻隔开来的玻璃墙。

　　他妻子和那小孩儿耳语了一番，那小孩儿欢快地把嘴唇贴在了玻璃墙上。

　　隔着那堵厚重的玻璃墙，他的唇迫切地贴了上去，和儿子的唇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会见结束了，话筒已断线。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使劲地拍打着玻璃墙。他大声地对妻子喊道，儿子叫黄正，正路的正，我给他起的名字。

　　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

　　会见回来不久，我给他做了一次谈话。我因势利导，告诫他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和家人团聚。他点点头，满怀憧憬地和我说，他前几天看了报纸，现在市面上车工紧缺，技术稍微娴熟一点，都可以拿到一万多块钱一个月。他说以他的车工技术，拿一万一个月完全没有问题，在外面打三五年工，有点积蓄，就回老家盖栋房子，种菜，放羊，和妻儿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只是，他的神色很快又黯淡下来。他问我，像他这种身份，人家工厂会愿意聘用他吗？

　　我告诉他，他的这段经历，虽然是抹不去的耻辱，但是知耻而后勇，每一个靠自己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人，都值得别人尊重。

　　我看见他的眼里，闪烁着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