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长江航运业十分繁荣，首先是官办航运，每年漕运长江流域的粮食600多万石，远超唐代。除漕粮运输以外还组建了纲运船队，有盐、茶、丝绸、铜、钱等纲运专业船队。

　　同时，船运发展也使得长江成为宋代的黄金大动脉，带动了上中下游的航运、制造、农林、港口、城市等经济的大发展，长江成为当时一条“经济走廊”。

　　上游制造业发达

　　长江是巴蜀地区的物流干道。宋代长江航运在物流运输中承担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巴蜀地区的货物因此源源不断地走向了全国各地。货物输出的大宗产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朝廷所需的纲运物资，二是商业流通的物资，主要包括食盐、药材、木材、纺织品、蔗糖等。

　　因航运业的快速发展，长江上游沿岸中心城市，因水运的优势，城市商贸活动空间延展得更为广阔，渐渐成为交通运输中心和商业流通的集中点。

　　重庆（巴郡）属于川东的“大州”，“比屋聚纷蚁”，城市人口在巴蜀地区位居第二，“亚两蜀善郡”；商流物流极为繁忙，所谓“二江之商贩，舟楫旁午”。宋代的重庆不仅是四川东部的交通中心，也是商业贸易中心。工业方面，包括合州的造船、涪州的制盐、重庆的酿酒均较发达，南宋朝廷设有酒务掌管重庆酿酒。纺织品有葛布、麻布、绢等。制瓷业也甚为发达，重庆瓷器最有特色的是全国著名的天目瓷，即上黑釉的瓷器。重庆的水陆交通相当发达，时人亦言“商贾之往来，货泉之流行，沿沂而上下者，又不知几。”

　　夔州，当时四川东部的经济中心，它扼守四川长江的咽喉，是川东的交通孔道。吴蜀百货皆由此中转，商业繁荣，是宋代四川对外贸易的港口。水上交通的繁荣促进了造船、修船业的发展。由于夔州扼守夔门，仍被誉“为一路都会”。宋代长江上游中心城市的发展，为农产品开辟了销路，有利于巴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同时，长江上游大量人和物的远程流动，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重庆与成都巴蜀的两大都会，在汉代就是造船重地。

　　此后，造船业愈益发达。到了宋代，巴蜀地区造船的订单，有的来自政府。乾道初，为了马纲的运输，朝廷令夔州路造船。那时，巴蜀地区的造船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可根据功用不同及市场需求，打造不同型号的船只。主要有两种，江船和入峡船，前者可载重2000石，后者载重1600石。造船地区主要分布在嘉州、泸州、叙州、眉州、黔州。陆游在《入蜀记》记载曾在三峡地区乘过一种叫艬船的体型较小的船，底阔而轻，便于过滩，这种船就属入峡船。

　　中游商贸云集

　　两宋时期长江流域商舶贩运兴盛，茶、盐、粮、瓷、丝是传统的最大宗商货，此外还有木材、药材等土特产品，都是经过长江运往全国各地。所以，长江中游沿岸地区交通运输条件优越，进而成为宋代重要的商业贸易区域。宋代学者杨时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夫荆湖，望高地重，譬之据九达之街，舟车之会，四方百物，盖衔尾结辙而至。明现翡翠，夜光之璧，照乘之珍，为不乏矣。有人于此持千金之资，坐市区，售奇货，宜无不获也。”这段话记载了长江中游沿岸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物资丰富、市场兴旺、商贸繁荣的景象。

　　长江中游，地处湖楚通衢，西入川蜀，东接徽吴；且置南北要冲，物资运输繁忙，带动了中游地区商业的繁荣。两宋时期，这一地区的江陵、岳州、鄂州等商业都市迎来了有史以来的鼎盛时期。

　　尤其是鄂州在唐代的发展已很引人注目，入宋之后发展更快。鄂州作为当时长江中游沿岸最大的城市之一，宋代时已经呈现出商业大都市的气势。陆游于乾道六年路过鄂州，他看到了鄂州是这样的“泊税务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也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民居市肆，数里不绝，其间复有巷陌，往来憧憧如织盖四方商贾所集，而蜀人为多。”从陆游的这些记述中，不难看出宋代鄂州商业贸易的繁盛情况。

　　淳熙四年，范成大也曾经经过鄂州停留数日。他见到的鄂州比陆游所见的更盛：“出大江，午至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市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他登上黄鹤山南楼，只见南市紧临其下，“邑屋鳞差”。

　　鄂州市场以南市最为繁华，店铺林立，酒楼壮观豪华。南市的货物吞吐量相当大，各地通过长江转运来的货物，不论多少，都能很快销售一空。除南市以外，鄂州州城其他地方也很繁荣。“下阚南湖，荷叶弥望，中为桥，曰广平。其上皆列肆，两旁有水阁极佳，但以卖酒。”

　　江陵是长江中游沿岸地区另一个商业大都市，位居冲要。北宋末在江陵居住过的胡寅回忆当年景况写道：“平时十万户，鸳瓦百贾区。夜半车击毂，差鳞衔舳胪。”通过商贸状况的描述来看，江陵足以与当时其他商业都市一比高下，它和鄂州一样，是当时全国少有的称得上繁荣的商业都市之一。

　　下游港口密集

　　长江下游与南北大动脉运河交汇，且地处我国最发达的地区，因此航运事业发达，港口林立，辐射带动作用巨大。

　　芜湖是长江下游靠上的重要商港，位于青弋江的入江口。芜湖港地位十分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是自池州至建康府间雁汊、池口、施团、芜湖、采石、建康六大商税场务之一。并且其在长江下游诸港中港口条件也是最好的，“沿江税场如江州、蕲口、芜湖以至池州、真州，皆有岸夹依泊客舟”。

　　建康港不仅是长江沿岸的重要集散地，还是江东路的首府，其重要性自不待言。长江东下西上的船只一般都会在此停泊。建康通过溧水，经荆溪，可通太湖。乾道三年周必大自浙西入江西，走荆江、溧水到建康入长江，走的就是这条道路。而自浙西经荆溪而来的商旅行人在银林、东坝可西通芜湖，北通建康。因此，建康港在当时辐射带动作用也是十分显著的。

　　镇江港处于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处，北宋时浙西经济繁荣，上供及商业往来频繁。南宋时，杭州成为都城，运河作为杭州的运输生命线，镇江的枢纽地位更进一步提升。早在北宋时，镇江的港口条件还比较简陋。政和六年，宋徽宗下诏令指出：“镇江府旁临大江，舟楫往来，每遇风涛，无港河容泊，以致三年间覆溺凡五百余艘。”因此，他令疏浚镇江城西的旧河，供船只停泊隐避。南宋时“国家驻跸钱塘，纲运粮饷，仰给诸道，所系不轻。水运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镇江往来舟船甚多，“虑二闸（甘露港上、下二闸）之间不足以容多舟也，视北固之址有陂泽，则又通之为秋月之潭以藏舟焉。”所以，北固山下的甘露港“可容米舟二十万石”，港口建有石闸，“风涛所不及”，是一大良港。淳熙六年，知镇江司马伋又“浚海鲜河，使舟船有舣泊之所”，大大改善了镇江港的条件。

　　再往下游的江阴港，不论北宋还是南宋，长江内河航运的主要方向是由长江转运河，江阴港在内河航运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首先，江阴港在长江内河港的功能突出，当镇江运河闸枯水，船只难以从镇江闸进入运河时，会东下江阴，从江阴经几条河渠转入运河。绍兴二十九年，“以运河春冬水涸，诏江湖诸路粮舟皆自镇江府转江阴而来。”嘉定六年，也因“镇江闸口河道浅塞，不复通舟，凡有纲运，悉自江阴宽转，由五鸿堰以入运河。”五鸿堰又称五泻堰，直通江阴的申港和利港，进入长江。

　　再一个，江阴作为海船进入长江的重要贸易港，在海上航运与内河航运的中转上比其他港口有着优越的天然条件。闽广商人从海上进入江阴、镇江、江宁（建康），江阴联系海路最紧密，“连江接海，便于发舶，无若江阴”。王安石曾描写江阴的海上贸易云：“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正因为如此，绍兴十五年，“江阴军依温州例置市舶务，以见任官一员兼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