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1月14日，我从军垦调入湛江日报社，迄今近半个世纪了。

　　因为调入报社不容易，所以我倍加珍惜，暗下决心好好表现。

　　为适应当时的形势，1977年初，报社实施采编分家，设立记者站，以利于记者深入民间，了解民情，经营重点报道。当时设3个站，每站2至3人。阳江站分管阳江、阳春、电白、吴川，站长杨大璋；海康站分管徐闻、海康、遂溪，站长郑耀；化州站分管高州、信宜、化州、廉江，站长何银华。后增设城市站分管湛江和茂名，站长李观湖。

　　初来乍到便被委以重任，一站之长，自感担子不轻。我分管的这几个县，山区特别多，深入采访常常要爬山。

　　那时，记者站都比较简陋，借用当地县委一间小房子。交通、通讯都还落后，不像现在有小车和手机。到基层采访，常常要借用公社的单车。即便这样，大家采访写作的积极性都很高。接到新闻线索，总是争取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下站记者每个月一至两次回报社集中汇报，碰头研究。好在那时记者乘车购票有优先权，又有各县新闻秘书和通讯员积极配合，工作开展还算比较顺利。

　　设记者站的好处，是很显然的。由于采编互相通气，共同拟题，通力合作，好文章不断涌现。像《花生风波》《对群众的肚皮负责》《蒲草还乡记》等一批报道，在“拨乱反正”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和岑元冯共同采写的通讯《摇钱树下家家乐》，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出，还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将“钱”字冠以标题，让农民共同富裕起来，高度评价“宣传了典型中最精彩的事实”。龙角坡地处化北山区，生产队充分行使了自主权，因地制宜，大力种植柑橙，由穷变富，农民笑逐颜开。报道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农村生产力”的精神。

　　回想在记者站4年时间，可以说是我写作最活跃的全盛时期。和同事们合作得很愉快。写了不少新闻特写和通讯，而且潜心进行通讯散文化的探索，业务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下站那些年也是我人生中比较奔波的时期。同事们曾笑称我有“四头家”:大本营在湛江，小本营在化州，老婆未能随调仍在红湖，儿子跟着外婆在安铺。真感到有点照应不过来。不过苦中也有乐，奔波本来就是记者的常态哦。作为时代的记录者，记者就应该像蜜蜂一样，追逐花香，采蜜永远在路上。

　　几年间，也难免有一些难堪的经历。一次我应约到鹤地水库采访，途经红湖，顺便回家探探女儿和老婆。不巧刚出世不久的小女儿正长着胎毒，耳根、鼻沟皮肤溃烂，看着就心痛。我本想请假陪老婆带女儿去看病治疗的，但又不想耽误那边早已约定的采访。老婆见我左右为难，公务在身，也不好挽留。第二天，她自己背着女儿，请邻居一位小青年用单车搭去几公里外的兰山寻医问药去了。当时天气还有点冷。每当想起此事，我心里就感到愧疚……

　　1980年夏，我被抽调回文艺部。记者站也由于地市合并改制于1983年自行撤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