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鲁迅，很多人会怀念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贡献，怀念他致力于以文学启蒙国民思想、致力于用文艺改造国人灵魂。然而，很多人或许不甚了解，鲁迅也很善于运用方志文化，他在强烈呼吁民众爱我中华、为我中华时，也曾以地方志作为“特殊武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日本东京并木活版所出版，上海普及书局、南京启新书局、日本留学生会馆发行了一部《中国矿产志》。这是中国第一部地质矿产专著，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以近代自然科学论述中国地质矿产的一部科学著作。

　　《中国矿产志》以文言文写成，共计5万余字、109页，由鲁迅、顾琅二人于1904年编著而成。顾琅与鲁迅是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和日本弘文学院同窗。该书以鲁迅为主导编著而成，并由鲁迅誊抄并加以润色。

　　鲁迅的矿务和地质学习

　　鲁迅是我国第一批正规系统学习地质学的人。他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提及：“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青年时期的鲁迅因“绝望于孔夫子”而“走异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8岁的鲁迅考取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并依“百年树人”之义改名为周树人。次年，改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矿务铁路学堂由洋务派代表张之洞奏请光绪皇帝批准开办，仿照德制，课程以开矿为主、铁路为辅。鲁迅等人成为该学堂招收过的唯一一届采矿地质班学生（1898年10月—1902年1月，共24人）。学习期间，他非常刻苦，在《金石识别》等教材的书页空白处记了很多听课笔记、学习心得等；花大量时间抄录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的《地学浅说》译文内容，甚至把书中精密的地质构造图描摹下来。最终，鲁迅成为班级中唯一获得金质奖章的学员，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学堂总办钱德培曾夸赞：“周树人真是博学。”

　　1901年11月，毕业前夕，鲁迅到南京青龙山煤矿考察并下矿洞挖煤，共13天。他后来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回忆：“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地工作着。”由此可见，煤矿管理混乱，条件异常恶劣。

　　1902年3月，鲁迅赴日本留学。同去的矿路学堂同学有顾琅、张协和、伍崇实、陈衡恪。时在弘文学院读书的鲁迅，学习之余，不仅从日文转译了《北极探险记》《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幻小说，而且陆续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科普性文章，包括以“索子”署名发于1903年8月《浙江潮》杂志的《中国地质略论》。18世纪后，随着德国、匈牙利、俄国等国科学家先后到中国考察，中国的地质地貌等情况逐渐为外人所知，但国人对本国矿产情况却知之有限。遥望备受西方列强侵凌的祖国，鲁迅焦虑万分，决定与顾琅合作，广泛搜集有关中国矿产资源的各种文献，加之学习期间积累的资料，以所学所思尽快编著一部《中国矿产志》，让国人详尽地了解祖国富饶矿产之所在，呼吁同胞奋起保卫祖国的资源，抵御外强觊觎和掠夺。

　　《中国矿产志》的时代意义和文献价值

　　在《中国矿产志》“导言”中，鲁迅以一章的篇幅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矿产资源的卑劣行径，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提醒国人：“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鲁迅后来在“《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广告”中也特别强调：所征求之资料，着重调查有无“外人垂涎”，以引起国人警惕，“不致家藏货宝，为外人所掠攘夺”。

　　《中国矿产志》是在广搜中国各省通志及其他中外典籍中的中国矿产资料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论述中国地质矿产的形成发展过程和矿产资源分布情况，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此外，书后还附有鲁迅手绘的中国矿产分布地图。当时，鲁迅为了获得一张分布图而几经周折，最后竟意外地在老师神保博士那里发现了一直被日本农商务省地质矿山调查局视为秘本并禁止出版的《中国矿产全图》，于是“急转借摹绘，放大十二倍，付之写真铜版以供祖国。并附世界各国地质构造图二张，尤便于学者之参考”。

　　《中国矿产志》出版后，起到了很强的教化和资政作用，它不仅是矿学和地质学方面的资料文献，而且对摸清我国矿业发展的脉络，对促进矿业的复苏发展，多有助益。

　　既借鉴传统又注重创新的表述方式

　　《中国矿产志》借鉴了传统志书的编修体例和体裁，同时又有独特的表述方式。在篇目设置上，主要由“例言”（相当于今之“凡例”）、“导言”（相当于今之“概述”）、“本言”组成，前有序言，后附图、表，正是今日志书通行的横排之法。设“导言”，概括介绍全志各章节内容，是《中国矿产志》一改旧志编修传统定式之举，可谓别具一格。

　　通览全书，能够感受到资料性与著述性的高度融合，以此可见鲁迅对《中国矿产志》的“资料性著述”定位。也就是说，鲁迅不仅没有遵循志书“述而不论”的要求，反而在“要害之处”浓墨重笔地言说，对于有些内容还会画龙点睛地加以说明。如，书中列出山西一省有19个县产煤，他指出“脉皆相蝉，绝少崩裂……质复佳绝，焚之无烟”。又如，对开平煤矿既详细记述地理位置、沿革、煤层及倾斜度，又将其与日本煤矿相比较，指出“顾其量，则甲东洋一切煤矿”。

　　显然，鲁迅不可能不知“述而不论”的志书要求，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鲁迅是以笔为剑，将《中国矿产志》视为一种特殊“武器”，来大声疾呼爱我中华、为我中华，其拳拳之心如炬火一般，照亮彼时遭西方列强侵凌的华夏暗夜。而《中国矿产志》编著出版后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鲁迅的预期。要之，我们不应忘记鲁迅对中国矿业发展与矿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不能忘记鲁迅善于运用方志文化载体的过硬本领，更不能忘记鲁迅对国家的忧伤与热爱。

　　（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