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龙头诗社微刊第23期刊发了梁女士的《咏番薯》，全诗借番薯的形象，赞颂了质朴、坚韧、奉献的品格，托物言志，言简意丰，字里行间满是生活气息与人文关怀。我们这代人多是吃番薯长大的，读来格外亲切。尤其尾联“本是充肠物，偏称大傻瓜”，以“大傻瓜”的俗称作结，看似戏谑，实则藏着深沉的敬意。

　　《咏番薯》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粮食产量低，口粮严重不足，一日三餐非番薯饭即番薯粥。地里的番薯常遭虫咬，生产队分的新鲜番薯里，不少是带着虫眼的“虫皮货”。煮熟后又苦又涩，难以下咽。母亲总是蹲在灶台边，佝偻着背，手里的小刀在番薯皮上摩擦出“沙沙”声，一点点削去虫蛀的部分。那些削下来的“虫皮”她也舍不得丢，自家的、邻居的，都收集在一起，摊在竹筛里晒在屋檐下，晒干后变成褐黄色的硬块。等粮食实在接不上时，就拿来煮熟充饥。说也奇怪，晒干的“虫皮”倒比新鲜的少了些苦涩味，或许是饥不择食，或许是岁月把苦涩也酿成了难忘的滋味。

　　那时候的番薯，是真的金贵。生产队收完番薯的地里，过不了几天，总会有吴川邻村的人来“ chian番薯”。他们扛着锄头，在翻过的土地上“掘地三尺”，铁锄碰撞泥块的声音此起彼伏。他们当中运气好的能挖到几个漏收的小番薯，更多时候是空手而归，可他们依旧每天来，那身影在空旷的田埂上晃动，成了饥荒年代一道无奈又倔强的“风景线”——若非粮食实在断了顿，谁会为几个残薯如此奔波？

　　村里还常来吴川覃巴的“叮当佬”，肩上挑着担子，一头是装着酸蒜头的陶罐，一头是摇着铃铛的大竹箩，走街串巷时喊着“酸蒜头换番薯罗”。那时家家粮食都紧，可小孩子馋起来哪顾得上这些。我就做过这等傻事：趁母亲不注意，偷偷抱了家里几个大番薯，换回三四个皱巴巴的小酸蒜头。母亲发现时，气得双手发抖，却终究没舍得打我，只是红着眼说“那是全家三餐的口粮啊”。如今想起，那酸蒜头的酸辣里，藏着多少对饥饿的懵懂，和对母亲的愧疚。

　　如今番薯成了餐桌上的健康食材，可再尝时，总想起那些靠它续命的日子。它从不抱怨被叫做“傻瓜”，就像母亲从不抱怨日复一日削着“虫皮”，就像邻村人从不抱怨在空地里徒劳挖掘——那些在贫瘠里默默支撑的力量，或许正是梁女士笔下“大傻瓜”最珍贵的注解：扛过饥荒年代的重担，被虫咬、被遗漏、被孩童换作零食，却始终以最朴素的姿态滋养众生，这种“不争不辩”，恰是“大傻瓜”背后最动人的奉献吧。

　　注：chian番薯，用锄头挖掘寻找番薯。

　　附：《咏番薯》全诗

　　咏番薯

　　作者：梁玉娟

　　无枝绿蔓爬，有土可安家。

　　寂读三更月，闲看万里霞。

　　不登权贵席，只赐庶民牙。

　　本是充肠物，偏称大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