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便与军人结下了深深的情结。
十岁那年,一批解放军叔叔拉练途经我们村。那场景至今烙印在我脑海里:队伍浩浩荡荡,走了一天一夜还没有走完。战士们身着笔挺的绿军装,队伍整齐,步伐铿锵有力。路两旁摆满了乡亲们烧好的开水,竹筐里装满煮熟的鸡蛋,可他们只喝开水,怎么也不肯吃一个鸡蛋。我挤在人群里,看得入了迷,只觉得那身军装,是世上最英武的衣裳。
当年冬天,村里有三位大哥哥光荣入伍,三人身着崭新的绿军装,胸前戴着耀眼的大红花。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长辈们拉着他们的手,千叮咛万嘱咐。三位哥哥挺起胸膛,向乡亲们敬上标准的军礼,那份挺拔与英气,让我忍不住使劲拍红了巴掌。也许正是从那时起,一个念头便悄然扎根心底:长大了,我也要穿上那身绿军装。
在我们家族,五伯一家是最令村里人羡慕的——他的四个儿子都穿上了军装。每逢他们当中有人身着军装回乡探亲,五伯便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口,眯着眼,看着儿子精神抖擞地和邻里打招呼,嘴角的笑意便再也藏不住。我曾听见五伯与人闲聊,话语里满是自豪:“好男儿就该去部队摔打摔打,保家卫国,那才叫真有出息!”每每此时,我总会跑回去跟母亲说:“妈,长大了我也要当兵。”
我的表哥,是一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兵。他比我年长许多,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后来转业到县里。那时他的家眷还在乡下,每逢周末我去外婆家,常能遇见他也回去。我们一帮小孩子便围着他,缠着他讲打仗的故事。他总是这样开头:“那年月真冷啊,棉鞋冻得硬邦邦,可没一个人叫苦……”他讲得神采飞扬,我们听得屏息凝神。讲累了,他便教我们唱“雄赳赳,气昂昂”“革命军人一定要牢记”等军歌,那雄壮的旋律,至今我仍能脱口而出。表哥胳膊上有道月牙形的伤疤,他说是炮弹皮留下的印记。“这点伤算个啥?能换来老百姓的太平日子,值!”他总这样轻描淡写。
初一时,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里那些英勇的志愿军战士,带给我深深的震撼与感动。后来就读师范期间,又读了杜鹏程的《保卫延安》、魏巍描写红军长征的长篇巨著《地球的红飘带》,对军营的向往,便愈发强烈。
机会终于来临。师范毕业刚分配到学校教书那年冬天,得知镇上征兵的消息,我揣着户口本直奔镇武装部报名。武装部长热情地接待了我。第二天,部长特意打电话通知我,说县武装部长当场表扬了我,要号召全县青年学习我的热情。然而,政策有明确规定,国家干部不得应征入伍。参军的愿望就此落空。那天回到学校,我伏在办公桌上久久不能平静,泪水浸湿了衣袖——那魂牵梦绕的戎装梦想,终究擦肩而过。
我将这份未竟的梦想,寄托在儿子身上。他高考结束那年,我满怀希冀地动员他报名参军。儿子欣然应允。体检那天,他小声对我说:“爸,我很想穿那身绿军装,可我担心高度近视过不了关。”结果,厚厚的镜片印证了他的担忧,也使我心中那份军人梦的接力,再次化为泡影。
虽然两代人的戎装梦未能如愿,但这份浸润家族血脉的军人情结,终将化为不灭的精神薪火,在孙辈身上恒久传递。
